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持何态度？
发布者：张俊远•
2022-06-06
摘要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持何态度？熙宁二年，任命苏轼回到朝廷。此时正值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他对苏轼和苏辙还是非常器重，苏轼判官告院，苏辙参与三司条例司的编修。熙宁四年，王安石打算改变科举，兴办学校，神宗下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持何态度？
熙宁二年，任命苏轼回到朝廷。此时正值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他对苏轼和苏辙还是非常器重，苏轼判官告院，苏辙参与三司条例司的编修。熙宁四年，王安石打算改变科举，兴办学校，神宗下诏让大臣们讨论，苏轼上疏指出了很多不妥的地方，于是神宗召见他，开诚布公地问他：“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可以大胆指出来。”苏轼回答：“陛下求治太迫切，听他人的话太多，提拔人太快。”并要求神宗以安静来镇住局面，等待事情的发展，然后再加以处理。然而这种消极等待的思想，与变法的主张是不相容的，王安石对他非常不满，就任命他为权开封府推官。
当王安石正式颁布新法时，苏轼立刻上疏论新法不便。其实，苏轼也是主张改革的。但是他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王安石主张多方理财，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主张节俭用度，不赞同广开求利之门；他还认为欲速则不达，在改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由于意见不被采纳，他自己感到无法在新派当权的朝廷中立足，随即自请外调。在此后的数年里，他担任过杭州、密州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虽然身在地方，但他依然关心朝政，常常写诗对时事新法进行讽刺，这才有了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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