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有十分独特的地方。首先，他不同意传统的“重本抑末”的观点，认为工、农、商、虞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四者应该并行发展，缺一不可。《货殖列传》写道：“《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就缺乏粮食，工人不劳动就缺乏器具，商人不贸易就没有三宝，虞人不管理山泽就无法开发山泽的资源，使财物匮乏。’这四件事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乏。依靠这四件事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贫乏或者富足的原因，并非别人夺取或送来的，而是聪明的富裕，笨拙的贫穷。”接着，他还举例说，管仲努力发展经济，使齐国富强并成为霸主。另外，他十分赞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话，说：“君子富，好行其德”、“人富而仁义附焉”。可见，司马迁不但强调工、农、商、虞齐头并进，而且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指出经济繁荣是国家强大、人民知礼的基本条件。这比起先秦儒家片面强调仁义，“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可谓进步。
其次，司马迁针对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看法，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们的固有要求，对利益追求的活动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货殖列传》说，贤人们在朝廷谋划、议论，为君主守信、尽节；深山洞穴里的隐士自命清高，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呢？都只是为了丰厚的利益呀！所以廉洁的官吏收刮少点，但官做得久了，就会更加富有；商人利润少点，营业扩大，时间长久，也会富足。追求富有是人的本性，不用学习都会去做的。例如，杀人抢劫的少年，招揽顾客的姑娘，不畏风霜的渔人、猎户等，都是为了钱财啊！还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并不是空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在这里充分肯定了追求厚利是人的本性，无论是自命清高的隐士，还是朝廷的官吏，乃至渔人、猎户，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不必隐讳。同时，司马迁还高度评价了古代工商业者的卓越才干，赞扬他们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如对于子贡、范蠡、白圭等人的肯定。
再次，司马迁还总结了一些富有启示性的经济活动的实践经验。
如子贡善于判断商业行情，掌握时机，贱买贵卖，进行中转交易，从而成为富豪，所到之地，无不与国君分庭抗礼。范蠡与白圭都总结了一套“农业经济循环论”，把天时的变化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试图预测因为农业丰歉而引起的市场商品行情的变化，“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夏天准备毛皮，冬天准备丝绸，先行一步，提供未来市场需要的商品，这样就能抢到别人前面，获得利润。值得一提的是范蠡和白圭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还非常重视职业道德，把利和义结合起来。
范蠡仅仅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白圭虽然利用丰歉年与淡旺季的差价做生意，但收价高于市价，售价低于市价。同时他们还“富而知礼”。
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都仗义疏财，接济了贫苦的族人。白圭经商，以“仁”自我标榜。在调节商品供求，扶持人民生产、生活等方面，都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总之，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很多方面，都值得后人去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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