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对待儒学的态度如何？
隋文帝对待儒学的态度如何？
文帝在统一初期，曾依靠儒生制礼、正乐，虽然庙堂礼乐不代表真正的文化，却能显示皇威，粉饰太平。此外，文帝还做了一些属于统一之君应该做的事。如颁布新历，让天下共同遵守大隋正朔；还征集天下图书藏之于朝廷，统一天下文字声韵等。但这些文化成就与文帝在位二十四年所创的可观政绩比较起来，是极不相称的。
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不容分割，无儒学和不好儒，就不可能发展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学、史学和文学。
经学是最典型的儒学，经儒是最受尊敬的儒生。但《隋书·儒林传》
仅录儒生十四人，并且多是前朝遗老，庸碌而不知名，堪称博学通儒者，唯刘焯、刘炫二人，时号称“二刘”。二刘的履历、学养、成就以至穷愁潦倒都很相同。《儒林传序》谓“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故“儒罕通人，学多鄙俗”，二刘也不能例外。至于隋代经学著作，据记载，仅存二刘、何妥等人著作数部，而当时民间流传之佛经，竟比儒经多数十百倍。
中国史学尤在经学之前，自孔子作《春秋》后，才打上儒家的印记。
儒家是首创私家修史的，故隋以前编修的所谓“正史”，大多先由私撰，后经政府认定。而文帝不好儒，极恶庶人褒贬朝政，掌握史权，所以他于开皇十三年（593）五月，下诏禁民间修史。然而官家又不抢修，遂使
前代诸史几告断绝。
在文学方面，隋统一了南北，集中了原来北齐、北周和江南的文学之士，理应在文学上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但真正属于隋朝的文学家几成空白。如李德林、颜之推、卢思道、薛道衡、虞世基等都已分别驰名于齐、周及陈，而李百药、虞世南、薛收等实皆焕发于唐朝。《隋书·文学传》所列十九人，除杜正藏、王胄尚可算文学之士外，余人则鲜为后世所知。开皇九年（589），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被交付所司治罪。文帝认为文学的价值只在实用，讲究声律辞藻都是多余的。
因此，文帝绝不可能提倡真正的文学。
从经学、史学和文学三个方面来看，文帝是极不重视传统文化的。
到了仁寿元年（601），文帝甚至下诏“废天下之学”。他认为京师学生多达千人，州县学生亦复不少，都“空度岁时”，“多而未精”，实在应该“简省”。于是只许保留国子学，限收学生七十人，其余京师、地方学校一律废止。当时全国人口已逾四千多万，而在校学生仅七十人，即使在殷周奴隶社会，其辟雍、庠、序人数谅亦不止这些。这种局面坚持了四年多，直到文帝死后的第二年一大业元年（605）闰七月，炀帝才下诏恢复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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