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
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大兴文字狱，以加强思想的控制和中央集权。
乾隆首先下令将“吕留良案”中的曾静等人处死。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浙江天台人齐周华刊刻为吕留良鸣不平的文稿及其他“悖逆”
著作，又遭凌迟处死，可见此案的余波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也可见乾隆时文网更加严酷。
此后，乾隆又因“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了七十一岁的举人蔡显，受牵连的达二十四人。乾隆四十二年的“字贯案”更为离奇荒唐，也更加蛮不讲理。江西举人王锡侯编了一本字典，名曰《字贯》，删改了钦定的《康熙字典》，没有避讳皇帝名字。结果不但王锡侯遭严惩，书版及书册均被销毁，而且还牵连江西巡抚海成、两江总督高晋等官员，以“失察”治罪。
乾隆帝对文字挑剔之苛细令人防不胜防，也使那些谄媚奉承的大臣们因露骨的沽名钓誉而自讨没趣。大理寺卿尹嘉铨已经退休，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巡幸五台山回京时路过保定，尹嘉铨派其子送上两本奏折，其一是皇帝曾有诗褒奖其父尹会一，请皇帝赐给谥号；其二是请求把本朝名臣范文程等与其父尹会一给予从祀孔庙的待遇。乾隆大怒，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指定大学士英廉和直隶总督袁守侗负责对尹嘉铨抄家事宜，特别嘱咐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结果断章取义地查到其文章中有“为帝者师”字样，乾隆咬文嚼字地批驳道：“尹嘉铨竟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否？”在严刑逼供之下，七十多岁的尹嘉铨叩头认罪：“只求皇上将我立置重典，以为天下后世之戒，这就是皇上的恩典。”乾隆亲自做出裁决：处以绞刑，销毁其著述及有关书籍九十三种。
据《清代文字狱档》所收录的文字狱档案，从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三年的四十多年中，就有文字狱五十三起，几乎遍及全国，造成一种以文招祸的恐怖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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