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称制反映了汉代怎样的社会风气？
吕后称制反映了汉代怎样的社会风气？
刘邦去世后，汉惠帝即位，吕氏家族窃取朝廷要职，一切政令都要由吕太后发布，并且称“制”。“制”本来是皇帝发布命令时用的称呼，即使太后或皇后也不能随便称“制”。现在吕太后居然称“制”，俨然成了女皇帝。关于吕后称制，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历史现象反映了汉代女性社会地位的状况。《汉书·王吉传》记载，汉宣帝时，王吉曾经上疏评论政治得失，谈到“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国则国人承翁主”的情形，他认为：“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将所谓“女乱”即政治生活中女子专权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生活中女子尊贵现象的影响。
汉代还多有妇女封侯，得以拥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封萧何夫人为侯，樊哙妻吕媭（x0）为临光侯。汉文帝时，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汉武帝也曾经尊王皇后母臧儿为平原君，王皇后前夫金氏女为脩成君，赐以汤沐邑。汉宣帝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王莽母赐号为功显君。王莽又曾建议封王太后的姊妹王君侠为广恩君、王君力为广惠君、王君弟为广施君，皆食汤沐邑。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一种民俗特征。《汉书·地理志下》关于陈国（今河南淮阳附近）地方风习，就有“妇人尊贵”的记述。
汉代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较高地位，也留下了比较显著的社会历史印痕。如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宠幸董偃，一时“名称城中，号曰董君”。他建议馆陶公主以长门园献汉武帝。汉武帝大悦，在探望馆陶公主时尊称董偃为“主人翁”，相见欢饮，一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于是，这种“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的不合礼法的关系经皇帝的承认而得以合法化。据说“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汉昭帝的姐姐鄂邑盖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据《汉书·霍光传》，骠骑将军上官桀等甚至依照国家以往“以列侯尚公主”的制度，“欲为外人求封”，遭到拒绝之后，“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丝毫不以为这是一种不光彩的关系。《汉书·胡建传》则称丁外人为“帝姊盖主私夫”。当时上层社会对于这种关系，似乎也没有形成沉重的舆论压力。
汉家公主不讳私夫，天子安之若素，朝野亦司空见惯，贵族重臣甚至上疏乞封。皇族妇女的这种行为能够堂而皇之面对社会，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寡妇再嫁，是自然而合理的事。
史书记载的社会上层妇女比较著名的实例，就有薄姬初嫁魏豹，再嫁刘邦；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敬武公主初嫁张临，再嫁薛宣；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许孊（m）初嫁龙瘃思侯，再嫁淳于长；汉元帝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臧儿初嫁王仲，再嫁长陵田氏；汉桓帝邓后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曾守寡。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由此可见一斑。
汉代妇女生活的上述情形，自然是在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据《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刘嘉的妹妹刘园子与梁王刘立有隐情，败露后，刘立惶恐自责，有“渐渍小国之俗”语。所谓“小国之俗”，应当包括与华夏人杂居的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推想在汉文化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初步形成的时代，儒学礼制尚未能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夫为妻纲”的性别统治格局也还没有定型，于是存在“妇人尊贵”的现象。鲁迅先生曾经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当然更是我们在讨论汉代女权时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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