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提出的“善因论”有何意义？
《货殖列传》提出的“善因论”有何意义？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开篇就引用老子之言：“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然后指出在当代除非把人民的耳目都堵塞起来，否则这样是行不通的。自虞夏以来，人们就爱享受美好的声色，要吃遍美味佳肴，追求舒适快乐，炫耀自己的权势，而这种风气，又早已深深地感染了人民。现在就是费尽口舌挨家挨户地去劝导，也不能改变这种倾向。因此，司马迁提出“善因论”，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善者因之”，即顺其自然发展，“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也就是说其次的办法是顺势将其引导到好的方向，再其次是教诲他，又其次是通过政令整齐风俗，最坏的办法是与民争利，用武力夺取他们的需求。
将《货殖列传》与《平准书》对照来看，司马迁提出“善因论”
是为了批评汉武帝当时的经济政策。司马迁总结汉兴七十年间“海内为，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朝廷当时并不干涉社会经济活动，而是任凭人们去经商，去追求财富，从而发展了生产，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与经济的繁荣。这就是汉初实行“善者因之”
的政策所带来的好处。而相反，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详细地记载了汉武帝所实行的盐铁平准，与民争利的竭财政策，这种“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就是国家不顾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全面干预并抑制商业活动，从而造成对民力的过度消耗，造成生产上的极大破坏，因而是不可取的。
司马迁提出“善闪论”，推崇顺其自然的经济政策，赞成适当的“利道之”，“教诲之”，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时代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沉重负担，因而以此来反对汉武帝与民争利的政策并为之提供借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可惜的是，在其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善因论一直未能占据主流地位，因为“善因论”会使统治阶级因为减少了对人民的经济控制和剥削而使自身利益受损，所以只有在新旧王朝更替时，需要在战争废墟上建立政权时，统治者才会实行“善者因之”的休养生息政策，以恢复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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