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对《史记》有何影响？
《春秋》对《史记》有何影响？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也是我国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部史书。
它以鲁国十二公为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共记载了二百四十四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叙，和今天的大事年表差不多，每年只简单地记几件大事，文句极其简短，儿乎没有描写的成分。该书本是鲁国史官所编，相传孔子曾经整理修订，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暗喻褒贬之意，使之成为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著作，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春秋》一书对后代影响深远，史学家和文学家都能从中发现自己需要的东西。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年轻的时候就十分敬仰孔子，他曾经亲自访问孔子墓和孔里，参观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等遗物，还看到在孔子遗风影响下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想像到孔子以普通人的身份修订《春秋》，就为后代立下了定名分、制法度的文化准则，司马迁更对他产生了无限的崇敬。后来写作《史记》的时候，司马迁就自觉把它视为对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他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
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言下之意，五百年出一个圣人，而他司马迁正好就是孔子之后的圣人，并且信心十足，当仁不让。司马迁认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无论是为人君父还是为人臣子，都必须通晓《春秋》大义。司马迁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来写作《史记》的，《史记》也正是这样一部通贯古今、包罗万象的著作，并且成为后代正史的典则。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继承了《春秋》“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的原则，作为叙述者，他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尽量客观地记录历史事件，让读者通过对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去体会他的思想倾向，只是到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懂得“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但是“微”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史记》正是以“实录”著称，“不虚美，不隐恶”，赞扬良善，不管地位高低，讥刺奸邪，不避皇帝贵人，非常合乎《春秋》大义。当然，《史记》还有很多地方直接取材于《春秋》，并采用它的语句、字眼，这就无须细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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