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天文志》是如何表现天象信仰的？
《汉书·天文志》是如何表现天象信仰的？
华夏文明以农业立国，由于农业与天象气候的关系重大，很早就形成了东方特色的天文学观念和知识。但是，由于商周之际祭祀文化的发达，天文学除了历法之外几乎同时成了宗教神学的附庸，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与征伐、祭祀乃至衣食住行都有了神秘的对应关系。《易·系辞》
中即有“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之类的记载，表明已经产生了天象与人间吉凶有关联的观念。春秋时期出现了占星术，创立了星域分野等天文概念。到了西汉，天人感应思潮更加流行，董仲舒将儒学神学化，将自然的“天”赋予人格化的神的含义，提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视天为宇宙最高主宰。这样，与天同域的日月星辰随之转化为神的显示物，更加强化了古人对于天象的信仰。
《汉书·天文志》是一篇系统的神学天文学文献，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天象的信仰。在《天文志》中，天象观察已非仅仅天文与农事的目的，班固一再强调阐释天象变化与社会治乱、五谷灾稔（ěn，庄稼成熟）、国势强弱的吉凶关系，并且将星空天域与人间政区及阴阳五行相应定位。《天文志》还构建了一个等级森严的星官系统，俨然是一个天上王国。其中，天极星（北斗）显然是天国帝王，高居中心，周围有公卿、后妃、藩将环卫，完全是天国皇宫建制。班固以天象占验人间治乱祸福，将星象变化视为上天对人间政治的预警。这样，星象的变化时刻预示着人间，神秘玄妙，令人悚然。班固还完全按照天人感应思想以天象变化去验证春秋至秦汉重大历史事件。如把五星聚于东井，视为汉朝之兴的征兆，把月晕延及参、毕二宿看做天象预示刘邦平城之围的警告，把彗星与天狗星出现于中原上空作为吴、楚七国之乱的暗示。这反映出班固对于占星理论十分熟悉，对天象预警人间，天人感应笃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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