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在汉代是怎样兴起的？
经学在汉代是怎样兴起的？
汉初黄老思想盛行，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黄老思想消极的一面逐渐凸现出来。因为按照黄老思想，统治阶级应当施行柔弱、松弛的统治政策，显然这不利于中央集权。汉朝内部面临诸侯王权势的威胁，外部有强大的匈奴为患，这种情形下，儒家积极入世、勇于进取的精神逐渐被统治者接受，研究儒家经典的学科经学就兴起了。自武帝立五经博士起，经学便从私学转化为官学。
经学在汉代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既凭借当时政治上的风云际会，更有儒学学术自身发展的原因。
首先，儒学较其他各家学说有较完整的传续，故影响较大。春秋战国是诸子百家并立的时代，秦汉之际，百家各有传承。秦始皇焚书时，设“挟书”之律、放经学在秦代基本上处于废绝的状态。汉高祖时，天下初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百家之学复兴。汉初盛行黄老之学，但儒学仍具有相当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而且儒家各经都有传续，如《史记·儒林列传》载，《书》传自伏生，《礼》传自高堂生，《诗》
则有鲁、齐、韩三家传授。儒家各经的传授，多历世接续。而其他各家之学，都不能与之相比拟。
其次，儒学传授之发达，逐渐影响了统治者。刘邦出身秦代小吏，在建立汉朝之前，不愿接纳儒学，动辄以“竖儒”骂儒生，但陆贾、叔孙通时时在其面前称引《诗》、《书》，并且利用定朝仪之际，向刘邦引荐儒生，刘邦在此氛围中开始改变，认识到儒学对治理天下的重要性。到汉文帝时，儒生“颇征用”，如贾谊屡屡上疏陈政事，多被接受。《史记·封禅书》载，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也是儒学被官方接受并开始得到统治者崇信的事例。文景时期，长于治某经的儒生开始被立为某经博士，即所谓“专经博士”，如张生为《书》博士，申公、辕固生、韩婴为《诗》博士。此时，博士还未被儒家所专有，但已显示出儒家欲压倒其他各家的趋势。
儒学还以教育的形式走人宫廷，使贵族子弟受到儒学的熏陶。文帝时，晁错受《书》于伏生，“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王臧受《诗》于申培公，“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辕固生传《齐诗》，为“清河王太傅”。后来，以经学博士补诸侯太傅，成为一种制度。儒学对贵族的影响，使贵族中出现了一位极端尊崇儒学且身居王位的大儒—一河间献王刘德，他“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者从而游”（《汉书·景十三王传》）。而皇帝中则出现了“乡儒术”的汉武帝。武帝即位之初，就有意尊儒，据《汉书·武帝本纪》可知，建元元年秋，“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但鉴于崇信黄老的窦太后的势力，一直未敢大张旗鼓地推尊儒术，直到建元六年夏，“太皇太后崩”。元光元年，“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既而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格局。而且专以治经学的儒生为博士，其他百家杂说则被剔除，博士所掌唯五经而已。在儒学地位上升的过程中，研究和传承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一枝独秀，全面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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