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何地位？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何地位？
鲁迅先生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处地位的最为恰切的概括。那么《史记》的这种文化地位有什么具体表现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三点。
首先，奠定了古代史家的史学自觉精神。司马迁认为史学应该探究历史发展的法则，辨别各种人事活动。对于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史家的责任是辨别是非，分清善恶，扬善抑恶，总结历史经验，引导社会进步。所以，史学关乎人类的自我认识，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
司马迁为了写作《史记》，面对宫刑而无所畏惧，甚至因之献身也在所不惜。这正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更是一种自觉的史学精神。
《史记》正是这种自觉的史学精神的充分展现，并因此而构筑成为中国史学的丰碑，从而为后代史家编纂历史树立了典范。司马迁还继承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自觉地以良史的标准要求自己，班固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正是《春秋》
大义所在，也是《史记》追求并达到了的境界，充分体现了高扬的史学自觉精神。
其次，确立了重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思想。司马迁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来写历史，在这首创的史书体例中，最具有影响的部分是他对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的讴歌。司马迁创立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例，其对中国史学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编纂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史学中确立了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的编纂思想。司马迁撰述的《史记》是一部人关于自身认识的历史，它包括人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自身作用的认识和自身本质的认识。
最后，第一次表达了强烈的民族凝聚意识。突出而强烈的民族凝聚意识，是《史记》作为精神文化遗产的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民族凝聚意识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的认识；二是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阐明，从而促进了对文化传统的认同；三是对民族的历史源头的探索，增强对多民族国家同源同祖的历史的共识。在这些问题上，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有关思想。但毕竟他所处的时代与孔子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他在继承孔子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把民族凝聚意识反映得更突出、更鲜明，同时也更具有长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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