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怎样贯彻“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
《史记》是怎样贯彻“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到撰述《本纪》的原则时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就是推究其何以开始，详察其何以终结，并在其极盛时看到日渐衰落的迹象。其实不仅《本纪》遵循了这一原则，其他体裁（书、表、世家、列传）也是如此，正是这一原则成就了《史记》作为纪传体的通史。例如在卷三十《平准书》里，司马迁写道，汉初实行无为政治，除秦苛法，推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为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代的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奠定了基础，故而出现了汉兴以来的盛世。汉武帝即位后，政治上从无为转向多欲，经济上从人们自由买卖转向国家垄断，思想文化上从崇尚黄老转向独尊儒术；汉武帝又利用汉兴七十多年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外征伐，对内兴作，从而把西汉推向了极盛。但是在讴歌汉武帝丰功伟绩的同时，司马迁也已经敏锐地感到潜藏在鼎盛局面下衰落的危机。但他不便直说，所以意味深长地以秦喻汉，说秦代统治者过于追逐钱财，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结果造成贫富分化，社会生活失调，使秦王朝由强变弱，直到迅速灭亡，希望汉武帝能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启示。
不仅政治形势是这样，他还通过对历史上经济现象的考察，得出这样的认识：“天下安宁，就注重学校的教育，以根本的礼仪为先而排斥末节的财利，用礼仪防范人民进人利路；若天下变故不得平靖，那么也就反此道而行了。因此物盛则衰，时极而转。”这是详察历史，从教化、礼仪和物质财富的关系上加以分析，从而得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经验。他还从汉武帝时代所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中间，看到了法制的破坏、社会矛盾的严重和世风的败坏，因此总结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这一带有理性色彩的历史认识。总之，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现象，都十分注重其发生、发展、兴盛、衰落的过程，并能够在其兴盛的时候就敏锐地看到所潜藏的衰落的因素，因而提出警告、暗示或解决的方案，希望统治者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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