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辛弃疾，陆游。到了宋代，国力衰微，情况就不一样了，文人中能披挂上阵的真将军逐渐多了起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就是一例。他不仅能吟出“塞上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这样慷慨激昂的句子，更能在元吴突然建西夏国，以十万大军侵扰30年无战事的宋朝边境时，挺身而出，以52岁的年龄挂帅出征。“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一种苍凉悲壮的气概油然而生。

作为战士，范仲淹只能算是大器晚成，相比之下，辛弃疾则可以称得上是年少有为了，他22岁时便聚众两千人举起抗金旗帜，后率部奇袭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投奔南宋后，官为江阴签判。只可惜归顺南宋之后，除了设置号称“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的“飞虎军”之外，别无战绩。“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晚年更是屡遭弹劾，被迫归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英雄落寞，令人扼腕。

陆游的经历与辛弃疾恰恰相反，他自幼就饱读兵书，渴望有朝一日可以上阵杀敌。他20岁时就写诗称“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但直到40多岁时，他才从军成为一名军官，“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圆了自己保家卫国的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到了晚年，陆游也只能“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了。

在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残杀暴行中，日军用尽了能够想象出来的所有残忍手段。日军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杀手段，多达250多种，其中绝大多数为人类理性所无法想象。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残杀手段，大多数也用在中国妇女和儿童的身上。日军将儿童挑在刺刀上取乐日本鬼子无所不用其极，可谓集古今中外残酷杀人手段之大全。诸如：枪杀、刀劈、砍头、活埋、水淹、挖眼、割耳、割舌、剁手、剁脚、刺刀挑捅、架人撞刀、装袋刺杀、装袋活烧、装袋沉水、铡刀断头、大卸八块、五马分尸、二马分尸、刀刺肛门、刀刺阴户、开膛破腹、剐人剥皮、刀割乳房、电磨粉身、火烧水煮、冰冻活人、铁钉贯顶、铁锅焖人、四肢钉墙、乱刀划面、剖腹灭子、活人解剖、毒气杀人、细菌实验、以人作靶(练习刺杀和射击)、摔布袋(将活人装入麻袋反复摔打致死)、竹签钉阴茎、点天灯、坐飞机(将手榴弹放在活人身下引爆)、烤活人、滚钉筒、喂狼狗、军犬舞(让群犬撕咬活人致死)、枪挑婴幼儿、水煮婴儿、水田倒插婴儿、活摔婴幼儿、活劈婴幼儿(用手撕成两半)、活烤儿童食用或喂狗、杀人祭军马、杀人喂军马、表演杀人游戏、把杀人作为竞赛项目、活人填沟渠过军车，有的日军竟然还杀人喝血、吃炒心肝、吃活人脑髓……种种兽行，罄竹难书，惨绝人寰，不胜枚举，令人发指。一位女同胞被日本鬼子斩首的瞬间下面介绍几种杀害我们同胞的手段：1、大屠杀除了南京大屠杀，还有平顶山惨案，江阴县大屠杀,芜湖大屠杀,东北大屠杀.......日本侵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血腥“扫荡”中，推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犯下了累累血债。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起海滨，西到重庆，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4000起，遇难的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2、细菌战1940年7月，日军满洲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派出飞机来到宁波投洒毒菌，共投下伤寒菌液70千克，霍乱菌液50千克及沾染鼠疫菌的跳蚤5千克。浙江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重点地区，日军731部队持续5个月，在浙江地区投下大量带菌毒物，使浙江地区流行鼠疫。1941年春天，日军满洲731部队又在湖南常德，投下带有鼠疫菌的毒物，使鼠疫在常德地区流行，几千人丧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也积极进行细菌投毒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日军进行细菌战而得传染病的人数达到1200万之多。日本细菌战受害者3、毒气战毒性最为剧烈和造成中国军人伤亡最为严重的毒气战就发生在宜昌，其罪孽令人发指。1940年6月，日寇侵占宜昌后，即在宜昌设立化学武器(即毒气武器)装配厂，驻扎有专门从事化学战的部队并配备有糜烂性、刺激性和窒息性毒剂的化学弹药。日军在宜昌地区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毒气战自9月28日反攻宜昌之战打响至10月6日，面对5个师的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驻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顽固据守，在大量伤亡的情况下，将非战斗人员派往战斗前沿进行抵抗，并使用毒气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在此次战役中，日军使用毒气弹达2500枚之多，致使中国军队官兵1600余人中毒，其中600余人死亡。4、活体解剖在哈尔滨历史上有一组数字代码，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和平和人类的命运，这就是1932年日本军国主义违背国际公法建立代号为“731”的细菌部队。这支细菌部队建在哈尔滨市的平房区，在“731”部队存在的14年里，他们用几千名健康活人做各种非人实验，有2600多名医务人员变成杀人恶魔，这里变成了“人间地狱”杀人魔窟。5、冻伤实验资料表明，冻伤实验的受害者在零下24至27摄氏度的低温、风速大概为每秒5米的情况下，穿着薄衣仰卧在担架上，被用来研究在光脚穿湿鞋、戴湿手袋、喝酒、空腹等各种情况下的冻伤程度，目的是为了满足严寒期间在内蒙古草原作战时必要的卫生服务需要。实在是触目惊心！实在是罄竹难书！实在是愤怒无比！在大谈中日友好、争先恐后赴日旅行、抢购日货的新时代，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小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依然不散。小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和平正义背道而驰，搞选择性遗忘，忘记带给别国的灾难，却牢记自己的“不幸”；矢口否认日军侵略的野蛮罪行，执意参拜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亡灵；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公然篡改历史事实，践踏人类良知，破坏战后国际秩序。透过这些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直不肯承认那场战争的失败，一直在暗暗积蓄力量企图卷土重来。若不提高警惕、防患未然，历史的悲剧仍有重演的危险。

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人，他是元末明初浙东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1367年，他为抵抗和制衡朱元璋的势力，北面通好元将扩廓帖木儿，南面结交福建陈友定。

这一年，朱元璋派遣朱亮祖、汤和、廖永忠等将领，出兵讨伐方国珍，不久他被迫归顺了朱元璋。

明洪武二年，也就是1369年，他在明朝担任了领广西行省左丞的官职，因此能够留居南京。他的余部被收编，而充当船户，隶属于明军各卫所，成为军户。

洪武七年，也就是1374年，56岁的方国珍病死于南京城，也算是寿终正寝。

元末明初，多少英雄豪杰死于非命，为何方国珍能够得以善终呢？主要还是这么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方国珍比较有心机，他没有和朱元璋死磕，如果打不赢，他会马上借机献城归顺

当年，他为了避免与朱元璋死磕，曾经请求进献温、台、庆元三郡，并派次子方关作为人质。

朱元璋不仅没接受他的人质，还给予厚赐，将他的儿子安全地送回。又派博士夏煜前去，拜方国珍为福建省平章事，其弟方国瑛为参知政事，方国珉为枢密分院佥事。

方国珍名义上奉献三郡，实际上也是心存二心，待夏煜到来后，他假装有病，自言年老不能称职，只接受平章印章及诰命，没有立即走马上任。

朱元璋写信劝说：“福基于至诚之心，祸生于反复无常，隗嚣、公孙述两人就可作为前车之鉴。大军一出，就不再是用空话可以解救的了。”

方国珍黔驴技穷了，只能装出一副惊慌害怕的样子去谢罪，并进献一匹鞍上饰有黄金宝物的骏马，朱元璋也没有接受。

不久，苗将蒋英等反叛，杀死胡大海，带着胡大海的首级，投奔方国珍，方国珍拒不接纳，蒋英等便从台州逃往福建，驻守台州的方国璋率军中途拦截，方国璋兵败被杀，朱元璋派使者前去悼祭。

方国珍的堂侄方明善与明军的战端

可惜，方国珍与朱元璋的融洽关系，因为一次冲突而恶化。

当时，温州人周宗道，以平阳城来降朱元璋，当时，方国珍的堂侄方明善，正好驻守温州，便派兵去争夺平阳城，朱元璋的参军胡深出兵将其击败，然后攻下瑞安，接着进兵温州。

方国珍这时非常害怕，请求每年供给朱军白金三万两，待攻下杭州时，他会马上献出自己的领地，归附朱元璋，朱元璋因此才下诏，命令胡深暂且撤军返回。

其二、方国珍派儿子奉表乞降，事实上他没有父兄之力相助，又没有帝制自为的野心，而且愿意“自缚”去明朝请罪

大明一统天下的局势逐步成熟，但方国珍的领地，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于是朱元璋攻克平江后，就立马命参政朱亮祖进攻台州，方国瑛迎战不敌，战败逃走了。

朱亮祖又顺势攻克温州。征南将军汤和率大军长驱直入抵达庆元，方国珍只能率部逃亡入海，又被追兵在盘屿打败，其部将大多相继投降了明军。

大将军汤和多次派人，向方国珍说明归顺明朝的各种好处，方国珍最终派儿子奉表乞降：

“臣听说天无所不盖，地无所不载，王者体天法地，对人无所不容。臣长期以来蒙受主上的宽待之恩，不敢做出自绝于天地的事，因此一陈愚衷。”

他还说，自己本是庸才一个，遇上多事之秋，不得已才起兵于海岛，没有父兄之力相助，又没有帝制自为的野心。

方国珍把很多战端都归咎于部属，说自己本来遵奉与朱元璋的相关约定，向来不敢妄生枝节。

只因堂侄性情非常暴躁，偷偷挑起衅端，烦劳问罪之师，心里战战兢兢，因此派守军出迎，又恐再生事端，最后才飘浮入海，以躲避大明的兵威。

方国珍卑躬屈膝，为了活命，对朱元璋阿谀奉承，让朱元璋都有点飘飘然

方国珍在乞降书中说：朱元璋讨伐他，就类似父亲对于孝子的责罚，如果是轻微的杖责便接受，如果是重杖的话，他便会逃避。

他还说愿意马上自缚去朝廷请罪，又惟恐遭斧钺之诛。

朱元璋看后，觉得方国珍确实非常可怜，便赐信说：“今天你已走投无路，又陈词恳切，我理当信你，此信为诚，将不以前过为过，你不要自起疑心。”

于是朱元璋催促方国珍入朝拜见，当面对他说：“你来得不是太晚了吗？”

方国珍沉默良久，只是顿首拜谢，因此他被授为广西行省左丞，但他只是享食禄，而无任何实际权力。

洪武七年，方国珍才去世，葬于南京城东20里玉山之源，朱元璋还亲自为其设祭，也算是得以善终。

综上所述，方国珍是一个比较有心机的人，他没有和朱元璋死磕，如果打不赢，他会马上借机献城归顺。

方国珍又派儿子奉表乞降，事实上他没有父兄之力相助，又没有帝制自为的野心，而且愿意“自缚”去明朝请罪。

所以，最后他被朱元璋授为广西行省左丞，但方国珍只是享食禄，而无任何实际权力。所以才能够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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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是清初风云人物之一，在清王朝建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大事上他能做到公忠为国，小事上特别是生活中的一些事也引起了部分人的不适。

对于多尔衮的该如何评价，小丞相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清朝皇室正统对他的评价来看，经历了肯定-否定-肯定这么一个过程。

顺治七年（1650年）冬，多尔衮在古北口狩猎不慎从马上摔下来，不久就薨逝。顺治帝福临可能掩饰住了内心的狂喜，没有马上进行政治清算，而是先把自己的形象给立起来，追封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按照皇帝的丧礼标准安葬。此时的评价，从封号就可以看出，官方态度是高度肯定。

但是顺治帝福临对多尔衮实际上是很不爽的，追封他为帝都是出于帝王心术。果不其然，没过两个月，就把多尔衮打回原型，不，是打入十八层地狱，废掉帝号也就罢了，还把尸体挖出来挫骨扬灰，以解心头之恨。而此时，官方态度就变肯定为否定了，列了十四条大罪。

这个评价维持了一百多年，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发布上谕，正式为多尔衮平反，并赐谥号为“忠”。可见此时，多尔衮又被皇家给肯定了，给了一个“忠”谥就足以说明官方肯定了多尔衮功劳。

应该来说，乾隆时期，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相隔这么久了，对待多尔衮也会更加客观，评价也是比较准确的。

2.从正史野史上对他的评价来看，就有正有反了，的确也应该一分为二看待。

首先从正面评价看：

一方面没有因为自己想当皇帝而选择与豪格争到底，而是选择退让一步，避免八旗陷入内斗，此时如果八旗内斗，不要说入主中原，大清政权还能不能生存都还不懂，因此说他公忠体国。

另一方面，他在后金和大清成长壮大中，立下不朽功勋。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对他高度评价，说“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的确，未入关前的大凌河之战、征服察哈尔、松锦大战等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年仅24岁就被封为和硕睿亲王。

不仅如此，多尔衮在为政方面也颇有成绩，比如，皇太极在定官制时，命他管吏部，在制定制度、选人用人上，为清朝发展打下基础。又比如，他深知要在中原站稳脚跟就必须以汉治汉，因此他重用范文程、洪承畴封汉官。

第二，从反面评价来看：

一方面实行暴政。入关之初，对待汉民族实行高压政策，要求剃发易服，搞“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放纵八旗圈地，侵占汉人生存空间，推行投充法、逃人法。屠杀汉人，制造”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

另一方面擅权自专。《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自专，殁后其属人首告定罪除封”。的确，在他的压制下，顺治帝福临的皇权旁落，也导致暴政施行。

当然，多尔衮和孝庄太后有一些桃色传闻，见于《清朝野史大观》等著作，但是野史毕竟是野史，姑妄听之罢了。

综上所述，小丞相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放在宏观历史进程上去分析，兼顾微观细节，才能作出客观评价，而正因为如此，小丞相比较赞同乾隆皇帝对多尔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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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说八旗兵在南明时期作战有多厉害，这只是一种假象，清廷为了掩饰八旗兵的快速堕落，有意遮蔽了一些真像。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孙可望、李定国部署的湘、桂、川全年反攻，可以说在多地吊打八旗兵，使得八旗兵连折孔有德、尼堪二王。

一、收复湖南战役

从顺治七年底到顺治八年初,孙可望基本上完成了对永历朝廷残存武装的收编工作。南明政权及其军队实际上已经形成以原大西军为主的抗清实体。在这以后,永历皇帝只是作为用以号召远近的一面抗清旗帜,复明恢汉运动的领导权却掌握在孙可望等原大西军领导人手中。

由于孙可望等人已经遵用永历正朔,在他们指挥下的军队又包括了一些原南明参与“会盟”的各种武装,在下面的叙述中不再使用大西军一词,一律改称明军。

但是,必须指出,正是由于原大西军的联明抗清,才使业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永历朝廷增添了活力,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在反对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征服、压迫政策的斗争中大展雄风,南明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孙可望在接管了贵州全省后,军事部署是由他自己和李定国东攻湖广,刘文秀等进军四川。

1651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四月,孙可望派冯双礼等率领马兵一万余名、步兵数万、战象十余只,大举由黔入湘:一路由铜仁、麻阳,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罗,合攻沅州(今湖南芷江)。

清沅州守军三营合计只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围如铁桶”。四月十五日,冯双礼命令明军奋勇攻城,当天就占领了沅州,活捉清将郑一统、知州柴宫桂。

冯双礼等攻克沅州后,移兵上攻辰州(府治在沅陵),因清朝辰常总兵徐勇防守甚严,未能得手。清廷委任的挂剿抚湖南将军印续顺公沈永忠领兵二万,竭力支撑,双方在一段时间里呈僵持状态。

到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四月,李定国率部由贵州进入湖南,会合冯双礼部于五月中旬进攻靖州。清续顺公沈永忠派总兵张国柱领兵八千名往援,在靖州陷入明军重围。经过短暂的交战,清军大败,损失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其中满洲兵一百零三名)、战马八百零九匹,几乎全军覆没,张国柱率残部于二十二日“踉跄奔回”。明军趁胜攻克靖州、武冈州。

沈永忠在李定国、冯双礼等部明军的凌厉攻势下,难以招架,派使者前往广西桂林请求定南王孔有德火速派兵来援。孔有德因部下兵马分驻广西各地,又同沈永忠有嫌隙,接到告急信后说:“我旧年借支衡、永钱粮,沈公出疏参我。今日地方有事,向我告援,我三镇分驻各府,如何借发?设警逼我境,自有区处”,拒绝出兵相救。

沈永忠求援无望,被迫带着麾下清军自宝庆北遁,六月初二日退至省会长沙,仍然立脚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弃长沙,一直逃到岳州。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道、府、州、县官也随军狼狈北窜。

其中有分巡上湖南道张兆罴、分巡下湖南道郭万象、宝庆知府冯桓、永州知府李策鼎、衡州府署印同知赵廷标、长沙知府张弘猷、郴州知州杨士英、道州知州张学仁、茶陵知州萧汉英、署武冈州事赵继登,以及新化、城步、新宁、零陵、祁阳、东安、宁远、永明、江华、衡阳、衡山、常宁、安仁、宜章、桂阳、攸县、长沙、善化、宁乡、益阳、湘乡、桃源、邵阳、浏阳、酃县知县和署印官共三十五名。

这样,除岳州、常德尚在清军控制下以外,只剩下徐勇镇孤零零地据守辰州(府治在沅陵)负隅顽抗。后来,清兵科都给事中魏裔介劾奏“续顺公沈永忠身为大帅,手握重兵,当孙逆攻围辰、永诸郡,一筹莫展,望风宵通。乞亟赐罢斥,免误封疆”。由此可见,原大西军联明抗清后,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州县。

二、桂林大捷

李定国挥军入湘,收复大批州县的时候,清湖南文武官员已在续顺公沈永忠率领下逃往岳州。清定南王孔有德部与湖广清军相距甚远,后方已形成严重的威胁。然而,孔有德自视甚高,除了在五月二十七日派部将孙龙、李养性防守全州以外,并没有把分镇南宁、柳州、梧州等地的驻军抽回,继续分兵把口,一心做他的广西王。

六月间,李定国率领精锐兵马由武冈、新宁直攻全州,二十八日歼灭全州清军,守将孙龙、李养性被击毙。孔有德闻报大惊,第二天亲自带领桂林留守军队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扼险拒守,被定国军击败,“浮尸蔽江下;当日傍晚狼狈奔回桂林,下令紧闭城门。

六月三十日午后,明军进抵桂林城郊。孔有德见定国军威甚壮,知道仅凭身边有限兵力难以守住桂林,于七月初二日飞檄镇守南宁的提督线国安、镇守梧州一带的左翼总兵马雄、镇守柳州一带的右翼总兵全节放弃地方,领兵回援省会。

同一天,李定国大军即将桂林包围得水泄不通。明朝降将王允成当时正在孔有德藩下,他过去同马进忠关系良好,人称“王、马”。马进忠随李定国参加桂林战役,在城下喊话要王允成反正。王允成不敢答应,报告了孔有德。

有德自知城中兵力单薄,必破无疑,考虑再三,对王允成说:“汝姑出应之,观彼何所云以报我。”王允成即登上城头,同马进忠接洽归顺事宜。据王允成后来说,孔有德实际上有投降的企图,因受部将挟制错过了时机。

初四日中午,明军攻破武胜门,一拥而进,清军抵敌不住,孔有德怅然失色,悲叹道:“已矣!”在王府(即明靖江王府)内自杀,死前命随从将其所居后殿以及掠得的珍宝付之一炬。其妻白氏自缢前把儿子孔庭训托付给侍卫白云龙,嘱咐道:“苟得免,度为沙弥。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

孔庭训被明军查获,几年后由李定国下令处斩;他的妹妹孔四贞乘乱逃出。桂林城里的明朝降臣原庆国公陈邦傅、其子文水伯陈曾禹、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都被活捉。接着,明军南下平乐,杀清府江道周令绪,擒平乐知府尹明廷等;收复柳州,俘清右江道金汉蕙。在一段时间里,李定国亲自坐镇桂林,派出军队收复广西各府县,他委任总兵徐天佑为广西巡抚,并且设置了“布、按、有司”各官。

李定国占领桂林以后,清定南王藩下提督线国安、总兵马雄、全节带领府、州、县官先后窜往同广东接境的梧州。其中以右翼总兵全节最为狼狈,他本人于七月十六日逃到梧州,“其兵马尽行哗散”,左营副将何九成在途中受伤而毙;右营副将郑元勋和中军游击蔡斌带领兵马往桂林投诚;后营副将沈邦清被击毙。

八月,李定国乘胜挥军进攻梧州,线国安、马雄、全节不敢迎战,逃入广东乞怜于平南王尚可喜。这月十五日,明军收复梧州,广西全省均告平定。清朝镇守广东的平南、靖南二藩得到孔有德城陷自尽的消息,极为恐慌,急忙命令同广西接境的“州县文武官员如贼果薄城,即便相机护印入肇(庆),以固根本”。

广东德庆州属开建县(在今封开县东北)守副将谢继元当即率领部下弃城逃到肇庆。这说明广东清朝当局已成惊弓之鸟,有意放弃肇庆以西的州县。

三、衡阳大捷

如果说前面基本上都是和降清的汉兵交手的话，接下来就是正宗八旗兵。

李定国等部明军连续攻克湖南大批州县的消息传到北京,顺治皇帝大为震惊。七月十八日他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八旗精兵南下,二十日离开北京,原定计划是经湖南进入贵州,同吴三桂、李国翰所统四川清军合攻贵阳。

孔有德兵败身死的噩耗传来,清廷于八月初五日急令尼堪改变进军方向,先占湖南宝庆府(府治在今湖南邵阳市,然后进军广西。

清定南、平南、靖南三藩中孔有德兵力最强,桂林失守后,定藩兵马逃入广东,顺治帝惟恐广东有失,特发专敕告诫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切毋愤恨,轻赴广西;倘贼犯广东,尔等宜图万全为上计”,等候定远大将军尼堪军至广西后,两潘兵力听从尼堪指挥。

十月十九日,尼堪军至湘潭县;明将马进忠引部众退往宝庆。二十一日,尼堪自湘潭起程,次日进至距离衡州府(今衡阳市)三十余里处。李定国派出部将领兵一千八百名佯抵一阵,随即后撤。尼堪骄心自用,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即于二十二日夜“兼程前进”,次日天色未明到达衡州府,与李定国大军相遇。

定国见尼堪轻进寡谋,决定以计取胜,事先埋伏重兵,命令前线将土对阵时稍一接触即装出兵力不敌的样子,主动后撤。尼堪“乘胜”追击二十余里,陷入埋伏。

定国一声令下,全军出击,杀声震天,势如潮涌;清军仓皇失措,迅速被明军击败,主帅尼堪也在混战中当场毙命。同时被明军击杀的还有一等伯程尼和尼堪随身护卫多人。定国军士割取尼堪首级献功,“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购大王头”,全军欢声雷动。

清军不敢再战,在多罗贝勒屯齐(或译作吞齐)的率领下垂头丧气退往长沙。李定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指挥攻城、野战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他用兵机动灵活,英勇果断,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

时人张怡根据李定国委任的桂林知县李楚章的话说,“公用兵如神,有小诸葛之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至人争归之。军中室家老弱各为一营,皆有职事,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后营，纫织为衬甲、快鞋之用,无弃遗者”。

陈聂恒也记载,“定国智勇冠其曹,且严纪律,民皆安之。或传定国兵当以夜至,比晓则已过尽矣。故所至有功。清军统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的相继败亡,对于明清双方都是震动朝野的大事。就其影响而言,桂林、衡阳大捷远远超过了战役本身。

三、两次大捷的意义

攻克桂林之后,李定国趁势收复广西全省,清朝官员“号天大恸;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

尼堪贵为亲王,统率满洲八旗精锐出征,竟然兵败身死,更是出乎清廷意料,连顺治皇帝也悲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跟随尼堪出征的贝勒吞齐(即屯齐)、巴思汉,贝子扎喀纳、穆尔佑,固山额真韩岱、伊尔德、阿喇善等高级将领后来都受到革爵、革职等严厉处分。

自从明朝末年以来,文官武将一提到清军无不谈虎色变,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僚毎遇军情紧急，往往请求朝廷派遣“真正满洲”参战,如顺治六年湖广辰常总兵徐勇在题本中说:“总之,逆贼畏满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云,何如满旗一旅也。”

满洲贵族也自视为天之骄子,所向无敌。李定国挥军转战千里,连杀清朝二王,特别是击毙了贵为亲王的满洲劲旅主帅尼堪,打破了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其心理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就清方而言,兵力上的损失可能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神情沮丧。清广西巡抚王一品因患病回京,幸免于桂林之厄。顺治十一年他已痊愈,吏部仍推荐他复任广西巡抚,王一品如临深渊,规避不前,行贿托人题免,发觉之后被清廷处以绞刑。

谈迁也记载,顺治十年有三个人赴吏部谒选,探筹(即抽签决定补用何地何官缺)得广西,“悸惧却不能手”。

另一方面,忠于明室的官绅百姓却为之精神振奋,重新燃烧起复兴的希望。人们常常引用黄宗羲的一段话:“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

他写这段话是在事过境迁之后发出的无限感慨,但我们不难想象他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在听到桂林、衡州大捷时那种欣喜欲狂、奔走相告的情景。

当时在长江下游从事秘密复明事业的顾炎武闻讯之后赋诗云:“廿载吴桥贼(崇被四年孔有德等在吴桥县叛变,故称吴桥贼),于今伏斧砧。国威方一震,兵势已遥临。张楚三军令,尊周四海心。书生筹往略,不觉泪痕深。”又云:“传闻西极马,新已下湘东。……不有真王礼,谁收一战功。”

顾炎武不仅为原大西军联明抗清取得辉煌胜利感动得泣下满襟,还明确地批判了永历朝廷部分官员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张怡则对孙、李矛盾激化,导致大局逆转,深表惋惜,写道:“使无此内衅,大功成矣。”

五、满洲八旗兵实力的下降

在历史上,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军事上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清朝也不例外。只是被清廷统治者视为争夺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嫡系军队的由盛转衰过程来得特别迅速。

1644年到1647年(顺治元年至四年)满洲八旗兵所向无敌的场面，就像昙花一现似地再也没有出现过。由于清朝最后统一了全国,它的统治集团从来忌讳谈自身的弱点,后来的史家也很少注意到这一重要转变,没有看出入关初期，清廷的不可一世和后来的外厉内荏,因此,也没有认真探讨清廷在初期以满洲八旗兵为主逐渐转化为以汉制汉的政策变化。

满洲八旗兵实力下降,难以继续担任征服全国的主力是出于以下因素:

第一,满洲八旗兵来源于满族成年男子,而满族在当时是一个人口相当少的民族。入关初期清军总兵力十万,其中已包括了汉军和蒙古兵,真正可以披甲出征的满族军士不过几万人。进入中原以后屡经战阵,战死和病死的人数很可能超过人口自然繁殖数;进入汉人居住区后,享受着程度不等的胜利者的优待,逐渐滋长起追求生活安逸的风气,远不像入关前后那样淳朴、勇于用命。概括一句话就是兵员少了,士气低了。

第二,清朝入关初期咤叱风云的领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迷恋女色和内部倾轧,凋谢殆尽。

如:豫亲王多铎病死于顺治六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病死于顺治七年,肃亲王豪格在顺治五年死于狱中,英亲王阿济格于顺治八年被赐死,巽亲王满达海顺治九年二月病死,衍禧郡王罗洛浑顺治三年病死于军中,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病死于顺治九年三月,饶余郡王阿巴泰顺治三年病死，其子端重亲王博洛顺治九年三月病死,多罗谦郡王瓦克达顺治九年八月病死,敬谨亲王尼堪于同年十一月阵亡于衡阳。仅存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自顺治五年最后次统兵出征湖广以后,到八年就因年高处于半退休状态,至十二年病死。

看一下上面列举的名字,清楚地表明到顺治九年,清朝赖以开国的久经战阵、功勋卓著的大将都已不复存在。这些亲、郡王死时的年龄一般都比较年轻,济尔哈朗算是最长寿的,也只活到五十七岁。

他们的子弟即便承袭爵位,却少不更事,缺乏战斗经验,无法替代父辈驰骋疆场的角色。亲、郡王以下的贵族、将领虽然还留下了一批,但他们也无复当年英锐气概。

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诗人方文顺治十五年在北游京师时写了《都下竹枝词》,其中二首是:“自昔旃裘与酪浆,而今啜茗又焚香。雄心尽向蛾眉老,争肯捐躯入战场。”“东戍榆关西渡河,今人不及古人多，风吹草底牛羊见,更有谁能敕勒歌。”

说明到1658年满洲将领已经普遍沉浸于温柔乡中,雄心的逐渐消磨自然还要早一些。这种严酷的事实,清廷统治集团内非常清楚,尽管他们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但从对南明各派抗清势力的战略部署和战术安排上都明显地看出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以汉制汉的方针。

战略上表现在更多地依赖汉族拥清派进行招抚;战术上不到关键时间不动用满洲兵,即使在关键战役中也大抵是让绿营兵和汉军打前阵,满洲兵将处于二线,这样既可减少伤亡,又可起到监视汉军和在最后关头夺取胜利首功的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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